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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章,调查研究

面对梁漱溟的问题,李谦立刻回答道:“我们家也是农村出来的,每年我跟着家父回去祭祖的时候,都注意到家乡是肉眼可见的一年比一年凋敝,我怎么能不担忧呢?而且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凋敝,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凋敝,那就是整个中国的衰亡。我们搞学问,搞教育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救国救民吗?如果对农村的状况麻木不仁,那还救个什么国?

梁先生,我办上海大学的医学院的时候,最初的一个构想就是,中国广阔的农村,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所以,上海大学医学院创建的一个宗旨就是:‘医学要为最广大,最贫困的中国人民服务。’

我知道先生正在准备进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国的学人,口里喊着要关注人民的很多,但是真的愿意踏踏实实地下力气,去深入实际地做实事的人就少了。老实说,梁先生的那些新儒家的学问,很多地方,我是看不太懂的。但梁先生勇于干实事的做法,李某是打心眼里面佩服的。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的想法好像是有些不谋而合了。

本来梁先生乃是我的前辈,应该是我北上亲自去向梁先生请教的。只是我刚回上海,医学院创建的事情有颇为烦乱。我一时也脱不开身,但这事情偏偏又不能等了,所以我只好请梁先生猥自枉屈,来我这里一趟。这不是我为人高傲,而是实在有原因,还望梁先生理解。”

梁簌铭听了,哈哈笑了起来道:“李校长是干实事的人,这一点我也是非常佩服的。李校长派人去将《上海大学医科构想草案》从给我看的时候,我反反复复地看了一晚上,激动得都没法睡觉了,恨不得插翅飞来上海。大家为的都是救国救民,还管那些繁文缛节干什么?李校长具体有什么想法,要和我商量的?”

李谦听了,便道:“梁先生可研究过基督教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愿闻其详。”梁漱溟道。

“基督教固然是外国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才大规模传进来的。但枪炮只能让政府不得禁止它,并不能让人去信它。”李谦道,“要让人信它,要从传统的佛道的口里,抢出一段香火来, 它就必须能有吸引人的地方。基督教靠什么吸引了人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样就是医学。

如今农村缺医少药,若是我们也从医疗入手,疗效显著可见,便能得到农民的信任,然后也便于展开后面的工作。不知道梁先生以为如何?”

“李校长说的是。”梁簌铭点头道。

“梁先生可听说过血吸虫病?”李谦又问道。

“这就不知道了。”梁簌铭回答道。

李谦知道梁簌铭是学文科出身的,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太熟悉,便解释道:“1904年,日本医生桂田富士郎先生最早发现了这种寄生在人的静脉中的寄生虫病,一年后美国医生在我国湖南发现了同样患有这种寄生虫病的患者。这种寄生虫导致的传染病凶险。在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都有传播,我听说已经在江西江苏的农村当中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了。我打算组织一批人,让梁先生牵头,去江西、江苏一代的农村,调查一下这种疾病的情况下,然后再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并且明言,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上海大学医学院的设立目的。

然后在看了这样的报道,知道了我们的毕业生将来要干什么,要付出什么,还愿意来报考我们的医学院的,那就都是真正愿意为中国的明天而努力的有志青年了。将来,他们还要一边学习,一边到农村实践。这样一来,我们的教育就真的能为国家做些实际的事情了。”

梁簌铭听了,便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李校长想得好呀!乡村建设有了李校长的帮助,一定能成功的。李校长,关于这个考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

“梁先生,不要太着急,我们坐下来谈。”李谦道,“我这里有这样的几个人要参加,一个是余亚农,他是沪上大侠王九光的弟子,江湖上的人,一般不敢不卖他一个面子,如今地方上兵荒马乱的,有他在,也能少一些危险。他会带几个兄弟参加,负责安全保护。”

梁漱溟听了,便点了点头。

“此外,如今的危险不一定来自江湖上的绿林赤眉,还有官府。最近官府清党,到了底下,往往是看见学生模样的,就说是乱党,然后就杀了拉倒。要是遇上这种事情,比遇到了土匪都危险。所以我们的队伍中还会有三位外国人,也算是扯虎皮当大旗,挟洋自重了。当然这三位外国朋友本身也是专家,到不全是虎皮。皮埃尔·斯万先生是外科专家。他的妻子苏菲·斯万本人就是寄生虫病方面的专家。他们更重要的是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有了他们自然还要有翻译。我的朋友韦德先生是一位传教士,能说汉语,又多少懂一些医学,所以他将担任翻译,并负责和地方政府打交道。我们的各级政府在面对洋人的时候总是特别的通情达理!

此外还有五六个同学,也要参加这次考察。斯万夫妇手头上还有点事情,要过一个礼拜才能准备好。梁先生这边应该也会有一些人可能愿意加入进来。我们正好用这个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于是两个人便又就考察的目的地、时间、线路等问题细细地讨论了一番,又各自分配了任务,梁簌铭便告辞离开了。

就在上海大学的医学院大张旗鼓的准备着的时候,陈立夫的kmt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开始活动了起来。陈立夫认为,要想建立一个可以有效的对付“乱党”的机构,就不能走过去依赖江湖人物,地痞流氓来建立情报机构的老路。虽然陈家起家本身就和江湖帮派关系密切,但正因为如此,陈立夫反而对江湖帮派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知道他们大多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货色。而他的哥哥陈果夫对他的这种看法也非常赞同:

“江湖人物,大多毫无理想,毫无精神,只知私利。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靠他们成不了事情。而你要对付的赤党,虽然是些乱党。但我们以前和和他们合作过,也见过他们的行事。说句实话,他们的人,大多出身清白,其中很有理想,很有精神的人很是不少。虽是乱党,但是纪律严明,行动统一,实在不是那些江湖人能够比的。

这就像是军队,汉唐时候,中国以良家子从军,而到了宋朝,或以浮浪子弟,或以卑贱仆役为兵,结果宋朝兵力虽多,但战力却远不及汉唐。又如现在,我北伐军以良家子为军,北洋以兵痞无赖为军,所以我们打他们,也是占尽上风。如今乱党的地下活动猖獗,你看他们在这次劫囚车的事情上的表现,换成我们的人,干的成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的新的机构,要尽可能地避免那些江湖人,江湖习气的影响,我们也要建立一个以有理想,有精神,有操守,有知识的良家子构成的安全机构,才能和赤党这样的对手抗衡。”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中统”一开始就把门槛设得很高,要进中统,可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而且进来之后还要专门的进行学习和培养。

但是在清党之后,kmt内部,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符合陈立夫要求的“四有良家子”,原来的那些“四有良家子”,基本上已经给kmt自己杀光了。所以既然没有办法从内部来找,那就只能自己慢慢培养了。

于是陈立夫便让手下去办了不少的技术学校,大多都是些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在情报系统中用的技术,比如电报,比如速记,比如驾驶什么的。

要说这些学校出来的人,绝大多数并不会进入“中统”。甚至于绝大多数学员,从交钱进入学校,一直到从学校学成毕业,都不知道,自己所在者这个学校,其实是“中统”的一个特务培训机构。这有那些表现最好的学生,才会进入“中统”的视线,然后“中统”会对他进行一些背景调查,然后再和他进行一些初步的接触,只有这些了解审核都过关了的人,才会被选入中统。

这一套想得很美,然而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甚至是流于形式。比如说对学生的背景进行调查。这如果放在后世,基本上只是在键盘上敲几下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在这个时代,却几乎是无法有效的进行的事情。因为这个时代,不要说是互联网,就连基本的社会调查,以及基于其上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塌糊涂。上海又是有着大量的外地人的城市,还不要说多远的外地人,就是苏北的人,那边还在北洋的控制下呢,你能去调阅那边的户籍记录,而且那边有没有户籍记录都难说得很。

所以所谓的背景考察,几乎就是个形式,不过就是问问你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以前是干啥的。最后登记下来的这个背景表,除了性别之外,就没有任何靠谱的内容了。至于后面的交谈什么的就更是毫无用处。总之想要靠这个辨别出是不是想要混进中统的乱党, 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或许,反向录取,只要成绩最差的学生,倒可能是让乱党混不进来的最高效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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